有位作曲家为了高音部的震撼效果，多次与歌唱家切磋音域能力，经过反复试唱、改谱，终获成功。

作词作曲无疑是音乐创作，通过演唱演奏来表达。由于不同的演唱演奏者对词曲的理解、体会、表演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演唱演奏虽根据词曲，却是对词曲的再创作，或曰第二次创作。同样，舞蹈是对编舞的再创作、阅读欣赏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作等等，几乎都是通过两次创作才能够完成的。

其实又何止文艺创作，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，都是几易其手的“千层饼”。比如讲“干部画圈圈，工人打井”，“画圈圈”是运筹帷幄、“打井”是决胜千里；而“打井”献身实际、面对变化，必然需要机动灵活，于是有了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，也就有了“打井”对“画圈圈”的再运筹。

由此要求“画圈圈”必须给“打井”留出再运筹的充分余地。或可说“画圈圈”的最高境界是“抛砖引玉”、而最蹩脚的莫过于“画地为牢”。也就像文艺作品，留给读者和观众“再创作”的空间愈大，就愈有艺术魅力。

有分析认为，毛泽东打败蒋介石的原因之一，就是毛泽东胸怀博大、精通历史、把握未来发展规律，所以着眼全国战局、利用国际局势、发挥众将才干、相信人民群众。而蒋介石由于精通军事、死板琐细，连任命个团长、营级弹药库的位置都要过问，对谁都放心不下、疑窦重重，事必躬亲、疲于奔命。两个人的决策水平就可想而知了，从而导致两个阵营的执行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有个顺口溜说“上面放、下面望、中间有个顶门杠”，用以批评执行层。后来被无限放大，更被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利用，就变成了为“上面”决策无能开脱的舆论武器。曲子谱得不好怪歌唱家、作品写得不好怪读者，拉不下屎怪茅厕了。

电影导演陈凯歌谈“文革”片时有一言经典：大的动乱到来时太多人振臂“我控诉”，动乱过后太少人跪下“我忏悔”。其实这种可悲也正“常态”于成败之间：成功了，决策英明；失败了，执行不力。总是忽略一个明显的逻辑关系：执行力也取决于决策，因为决策内涵执行力的预测、调动积极性、发挥创造力和有效协调并管控。果真决策英明会执行不力吗？恐怕也只有蒋介石会这么认为。

管理学强调执行力，是强调积极执行的“第二次决策”之创造力，而不是消极执行的木偶力、奴性力、机器力、程序力！决策能否尊重、信任、动员、体谅执行，是衡量决策水平、决策艺术和决策凝聚力的标准，也是能否充分发挥出执行“再决策”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前提。如果决策者不了解、不熟悉、不顾及执行者的境况、困难、能力、诉求、甚至死活，主观武断不容异议，迫使执行者只能充当替罪羔羊为责任买单而无权寡利，还会有执行力吗？还能忍心责难吗？驭不得法、喂不予饱、唤不谙性，莫叹世无好马！

某老总座右铭：管理的根本是给员工创造自由的氛围，让他们呈现出智慧。

（润华供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