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第一次广交会

后传安

第130届广交会将在线下举办，得到消息后，深感欣慰，更为国家对疫情的防控工作感到自豪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的第一次广交会之旅。

清楚地记得那是1980年10月3日，夜色里，我们一行人从合肥骆岗机场呼啸起飞，直奔上海虹桥。此行我们是去参加第48届秋季广交会。那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。

半夜，我们抵达上海机场宾馆。第二天，大部分人乘机场班车到市区“白相”去了，而我独自留在房间，翻着价格本，计算着如何将FOB换算成CIF。两天之后，5日早晨，一架“三叉戟"大飞机由上海虹桥机场起飞，两个小时后到了白云机场，同事们分道扬镳，各自奔向所属总公司接待处。而我去了“轻工交易团”。

初到南国花城广州，有身临异域之感。马路两旁，高大的木棉树，鲜花绽放，争相斗艳。矮小的灌木米兰，其貌不扬，但却花气袭人。坐上轻工交易团的大巴——草绿色军车，车窗半开，透过玻璃，我东张西望，第一感觉就是热。

军车司机猛踩油门，开足马力一路吼吼叫，未进入市区，就直接闯入一个大院子，门口还哨兵持枪把守。下了车方才知道，这是广东省军区招待所。

终于找到房间，在门口向里探了一眼，哇！与其说是宿舍，倒不如说是教室。好家伙，里面摆了六、七张上、下铺式双人床。满屋子七八个人都是来参展的“阿拉”上海人。

1980年10月15日上午9时，第48届秋季广交会在流花路贸易中心广场举行简短开幕式。

我在的是纸张摊位。当时，全国经营纸张业务的口岸大致有20多家，分两大样品洽谈室。组长由天津文体以为老科长出任，带领一帮“老少边穷”省份以及刚自营不久的公司在第二室。谈判桌类似吃饭的方桌，配四把折叠靠背椅。有客户来，陪同坐下来洽谈。无客户光顾，就得站在展架旁练摊等客。

9点刚过，客户开始在洽谈室门口探头，多半是海外同胞，个个西装革履，胸口挂着燕尾粉绸来宾证，清一色手提密码箱。他们与人招呼，几乎都是粤式或闽南腔调的国语，慢条斯理。不言而喻，他们大多数来自港、澳，南洋诸岛，欧美华人寥若晨星。这也折射出国门初开时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结构。

记得有一天下午，商品组领导递给我一枚精致的请柬，这是平生获得的第一张正式请柬。下午闭馆后，我与众人乘大巴来到北园酒家。它在越秀公园后门的旁边，门面不起眼，但入门后，两旁各有一位身着大红旗袍的礼仪小姐，鞠躬有礼，专业到位，训练有素，俨然港式做派。东道主似乎来头不小，一个大厅全包了。

费了一点时间找到自己的席卡，对号入座。餐桌台布上，每位桌前摆大中、小三个玻璃杯，对应饮料、色酒、白酒，由客人自选，服务生斟上。每道菜，由服务生在一旁小台子上分盘，再端给客人。用完一道，立即撤盘。这阵势这派头，从未见过，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。一道没见过的食物端上来，我先左顾右盼，再照葫芦画瓢，也就装得人模人样了。

又有一下午，一位身背挎包的印巴人，看样子三十多岁，卷发，其貌不扬，我的同事称他"蓬蓬头"。他站在我的货架旁拿起一张样品。“Glad to meet you!”我递上名片。原来，“蓬蓬头”来自尼泊尔。我请他坐下，并招呼服务生上一杯茉莉花茶。没想到竟谈成了我的第一笔广交会生意。

晚上在宿舍，借用上海外贸公司室友英文打字机缮制合同，赢得“阿拉”们的一片掌声。但当他们看着我打字仅用右手中指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着键，不禁哑然失笑。 

这是我加入外贸后的第一笔出口合同，“蓬蓬头”先生也是我贸易生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客户，值得我纪念和珍惜。当时没经验，合同签订后没有合影，更没有赠送客人任何纪念品。这一遗憾直到十多年后，我商务出访尼泊尔,他到机场迎接，我为他们家每人都准备一份小礼品，了却了多年心愿。这是后话。

1980年11月17日，我与同事乘火车硬座离开广州，途中耗时33小时，于18日晚上11点到达上海火车站。记得也没出站，就在候车室椅子上熬夜，再转乘第二天清晨5:30的火车，近10小时后回到合肥。全程40多小时。那时候年轻，身体能扛得住。看到现在的业务员出差都是飞机、动车的，非常羡慕。

（作者系公司原总经理，现已退休）